四川在线记者文露敏阚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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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梁，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教授馆员，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创建了国内两栖动物形态鉴别标准和分类体系，并完成了我国两栖动物物种的首次编目。

年，在峨眉山野外科考的费梁。

6月17日，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二层的一间办公室，摆设一如往常。而房间的主人——一位高高瘦瘦，脸上总是挂着和煦笑容的老人，却再也不会按时出现了。

6月4日，我国著名中国两栖动物学家费梁在成都辞世，享年86岁。之前，他的最后一项主要工作——《AmphibiansofChina（中国两栖动物）》的第二卷已经联系好了出版事宜，第三卷的工作框架也已搭好。

从野外到实验室，费梁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科研工作。从青春到迟暮，他把大半辈子都献给了两栖动物研究。记者梳理过往报道、资料，走访其同事、学生，回顾这位科学家为两栖动物“千千万万遍”的一生。

摸清家底，发现新奇

中国已发现并命名的两栖动物，一共有多少种？

在上个世纪，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还很模糊。而费梁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找到一个答案。

中国的两栖动物物种丰富，以峨眉山为例，由于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深壑峭壁之间，就是很多动植物的栖息之所，较高的海拔跨度还带来了两栖动物的多样性。

与之相对的，则是中国当时落后于世界的系统学研究水平：大部分物种遗落在记录之外，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标本馆藏，完整的两栖动物志更无从谈起。与其他生物相比，这是长期以来“悄无声息”的研究领域。

与两栖动物结缘，对费梁而言是个“美丽的意外”。年在重庆奉节出生的他，上世纪60年代初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不久便被派遣至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协助中国两栖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刘承钊和胡淑琴教授，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

在费梁的妻子、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叶昌媛眼中，一起共事时，丈夫是一个能吃苦，做事仔细、耐心的“好学生”。而慢慢地，一开始只想为老师刘承钊减轻一点压力的“好学生”费梁，真正喜欢上了这一研究领域，“有了干好这项事业的冲动。”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谢锋年4月到院里进行考研面试时第一次见到费梁，之后，就一直跟随费梁学习。谢锋曾经问过老师，平时还有什么爱好：“答案还是两栖动物，蛙、蟾、鲵、螈，别无其他。”

最终，费梁一开始的“冲动”结下了硕果。年，我国第一本《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出版；年及以后，《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上中下卷编纂完成……其间，针对中国角蟾科等两栖动物特色类群的分类及其系统演化，两栖类珍稀、濒危及经济物种保护等相关研究成果陆续面世。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馆内的11.7万个标本中，近一半都由费梁经手。费梁还发现了不少新种（亚种）和国家新纪录物种，打破传统蛙属的分类系统，定义了世界第五个蝌蚪类型“无唇齿左孔型”，为“浮蛙科”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依据。

年，费梁及其团队的成果“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相关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基础研究散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它们被广泛应用于相关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的制定、物种现状的评估，以及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两栖动物的物种鉴别、种群现状的了解及其保护等多方面。

年，费梁在九寨沟进行野外科考。

踏遍青山，细察毫厘

四川成都华西坝，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办公楼二层走廊尽头，不大的“”号办公室，正是费梁在两栖动物研究中驰骋的“沃野”。退休后，他和妻子叶昌媛仍然在这里伏案工作。

另一片真正的“田野”，则是在青山之间。两栖动物的行踪很隐蔽，需要大量野外调查。在上世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费梁和同事们的野外科考之路尤为艰辛，需要随身背着锅碗瓢盆和铺盖，一天最多只能睡三到四个小时，每年都有大约半年时间在深山老林中穿梭。

著名作家裘山山为记录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几代人数十年来致力于中国两栖动物研究这一事迹，曾多次采访费梁及其团队。期间，裘山山曾与费梁一同到峨眉山进行野外科考，她注意到，当时81岁的费梁脸上始终挂着愉快的表情，“好像不是来考察，而是到山里来看亲戚、看朋友。”

不是没有危险。费梁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江建平记得，年第一次跟随费梁到武夷山采集一种林蛙的标本，“竹林小路的里侧是个斜坡，外面就是悬崖，我背着个包，不敢往前走，费老师说，你不往前，我们怎么回去呢？最后还是他帮我背起全部采集用具，在前面带领着我们走了出去。”

从山里收集到的标本、记录下的两栖动物生活形态，还要带回成都继续研究。对于室内研究，费梁仍然有着极高的要求。其中，解剖观察两栖动物的骨骼特征再进行手绘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要想不破坏细小的骨骼，又详细还原其形态特征，往往在显微镜前一坐就是一天，这需要非凡的耐力和定力。

年，即将攻读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张美华来到费梁和叶昌媛的办公室，学习了一个月的两栖动物解剖和骨骼绘制。当时，张美华对相关知识还不太了解，费梁把合江棘蛙标本交给她，再在一旁细心地指导，“如果发现某种蛙的骨骼很特殊，他还会多解剖几个标本，来确定到底是变异还是普遍的特征。”

细察毫厘，并非没有代价。有的青蛙，只有指甲盖大小，但其进化意义又需要对其舌喉部肌肉和骨骼进行对比分析来得出。最终需要观察的样本，有时比米粒还小。谢锋回忆，年，费梁连续长时工作之后，曾经历过一次视网膜脱落。但由于承担的中国两栖动物志工作还未完成，哪怕手术修复后需要避免强光下的工作，他还是迅速地回到了工作中。

年，费梁在办公室里工作。

细水长流，事业待续

裘山山用“钟情一生”为采访写作后的作品定名，她写道：“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必须能够忍受清贫，忍受寂寞，一生钟情于此。”

费梁的老师刘承钊一定会同意这个结论。年刘承钊去世后，按照刘承钊遗愿，其部分骨灰被撒放在了他“最开始的地方”——峨眉山大峨寺，那也是费梁及几代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人员踏足过近千次的地方。而他的墓志铭是这么写的：“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艰难与险阻。”

当接力棒交到了费梁的手中，他继承了老师的遗志，同样演绎了“一生钟情”。今年年初，费梁的癌症已至晚期，但他仍然坚持到办公室查阅文献、校对《AmphibiansofChina（中国两栖动物）》第二卷的稿件。张美华说，书中一些不满意的图，费梁还会亲手重绘。

年，费梁、叶昌媛夫妇编写的长达页、约两百万字的英文专著《AmphibiansofChina（中国两栖动物）》上卷正式出版，中国两栖动物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得以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展现。第二卷、第三卷，道阻且长。

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今年5月，张美华来到费梁的病房看望，费梁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仍然在关心托付给她的书中两个物种的骨骼系统图绘制情况。“最后几天，下病危通知书了，他还在念着，第二卷要如何发表。”谢锋说，“生命都不重要了，但成果要争取早日面世。”

在病床上，费梁对江建平说出了最后的嘱托：“你们这一辈人要继续努力，把研究做得更好，争取在世界上都有立足之地。”

两栖动物学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下一代手中。以基因、DNA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生物学提供了更多手段，转录组测序、电子显微镜等技术能够系统地观测研究变态发育过程中的微观结构变化，功能蛋白的转录变化以及有关分子调控机制。在国际上，中国两栖动物研究丰硕的成果，也得到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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