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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刚刚进入中国时,“Coca-Cola”有个拗口的中文译名“蝌蚪啃蜡”,不开胃到极点,可想而知长时间销售惨澹。
可乐
主笔/葛亮
小说家,文学博士。现居香港,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任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戏年》《谜鸦》《浣熊》,散文《小山河》,电影随笔《绘色》等。作品两度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年“中国好书”奖、《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得主,年“海峡两岸年度作家”。
关于蒋彝最著名的段子,和享誉世界的饮品相关。年刚刚进入中国时,“Coca-Cola”有个拗口的中文译名“蝌蚪啃蜡”,不开胃到极点,可想而知长时间销售惨澹。
负责拓展全球业务的出口公司在英国登报,以英镑的奖金重新征集译名。一位旅英学者从《泰晤士报》获悉,以“可口可乐”之名应征,一击即中。力挽狂澜的人,就是蒋彝。
如今看来,这脱颖而出的译名在市场上的斩获,可谓令人击节。我上课与学生讲到商业翻译的“信达雅”,仍常以之作范本。其他提及包括“宜家”(Ikea)或者“露华浓”(Revlon),当然也是颇具典故的妙译,但总觉不及“可口可乐”活色生香。
这件事,足以说明两点,其一,蒋彝是个很有趣的人;其二,他对中西文化触类旁通。但这本《伦敦画记》,副标题是“哑行者在伦敦”(TheSilentTravellerinLondon)。缄默的形象,总与有趣有些不搭调。
事实上,字里行间的蒋彝“聒噪而温暖”。其行文风其实类似漫谈,随意跳脱,有些信马由缰。
我喜蒋彝,在其谦和,将自己的文章低进尘埃里。他称所作画记,为“枕下书”,不为学富五车之人所着。并引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对读者的分类,不敢捭阖于肤浅、无知、饱学之间。
其好有一比,说西方人很喜欢在中餐馆点“ChopSuey”这道菜,其实就是广东话里的“杂碎”。意在混合琐屑,亦成大观。
所以,你在蒋彝笔下,看不到针砭时弊。谈及对政治的冷感,他甚而自称还不及认识四年的老邮差健谈。但有趣的是,在行文里,蒋彝频频提到一本喜欢的杂志《笨趣》(Punch)。这是英国著名的政治讽刺类杂志,以批判时事、揶揄时人著称。
可见蒋氏的夫子自道,或许也是对自己一种大隐于市的人格保护。
事实上,他的文章里,处处入手于微,但又颇见英国散文之讥诮。比如他谈到某次宴请,关于女主人的形容,写道:“如果我说她类似鲁本斯(Rubens)画里的女士,你大概就知道,她看来什么样子了。”这几乎是兰姆(CharlesLamb)的口吻。
但整体上,上承明清小品性灵之风,或是西人爱他的地方。他谈伦敦的夏天,回溯乡情,说到中国人爱荷。其中有颇风雅的一笔,即将小撮茶叶置于花苞中,过一两日,茶叶便会散发微妙若无的香气。熟悉《浮生六记》的朋友,自然会心。
或许他的一双“中国之眼”,永远带着饱满的好奇,去刺探异文化的痒处。在他看来,英国的有趣,因拥有完整而迷人又匪夷所思的文化体系。《名字研究》大约最能体现这种文化对撞感。
这篇文章令人莞尔,在于蒋彝放弃了一贯的淡和笔调,从无法容忍英国人对有上千个“比尔”“约翰”“玛格丽特”安之若素讲起,进而“谴责”这个国家取名的随意程度。中国人取名原则“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而在英国堪布兰,一个卖羊肉的农民却可以也叫“羊肉”(Lamb)。那么姓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巨大的好奇推动蒋彝做了似乎荒诞的事情,翻看伦敦的电话号码簿并发现了诸多“无法想像的姓氏”。
进而推论,一个窃贼可能是“高贵先生”(Mr.Noble),一个生病走路慢吞吞的人可能是“匆忙先生”(Mr.Rush),一个矮子可能姓“高人”(Longfellow),一名国会议员可能是“管家先生”(Mr.Bulter)。这种揣测,或者带着点淡淡的恶意,也是两种文化对接时必然付出的代价。
其实西人看中国的名字,又何尝不若此。有次小聚,一位艺文界的前辈,说欧洲电影圈,谈及张艺谋导演皆称Johnny,众人自然很费解。听他解释才明白,西人将张的姓名发音按自己的习惯拆解为JohnnyMoore,自然将张导演叫成了邻家兄弟。
蒋彝的伦敦,着眼于人,包罗万象。见诸细节处,则犹抱琵琶,全赖中西读者各自解读。一如他写一个大雾天,中国友人带美国朋友登山的故事:
登上了山顶,四周尽是绵延的雾霭,尽头处是小山模糊的轮廓。“可这儿什么都看不到。”美国朋友抗议道。“那就对了。我们上来,就是什么都不看。”中国朋友回答。
本文原载于《时尚芭莎》8月上读书专栏
编辑/徐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