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郦道元的粉丝，喜欢《水经注》，喜欢《水经注》不是因为该书的内容有多详实可靠，而是因为其文辞优美飘逸。

《水经注》，顾名思义，它是《水经》的注，且注得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尽管郦道元苦心孤诣，集众家之长，但其书的准确性仍然算不上高，尤其是涉及先秦地名的相关考证，问题并非是出在郦道元身上，而是他所集的“众家”本身就是以不可靠居多，例如他频繁引用的也是我经常拿来当反面教材的《帝王世纪》。

本文所讨论的就是《水经注》中关于“帝丘”和“商丘”的问题。

《水经注》载：“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

我们来一字一句地分析这段记载的依据和出处，首先是黄河决堤之事，这个郦道元是不会弄错的，濮阳城在春秋时期做过卫国的都城，这个也是有遗迹可考的，而故卫是帝颛顼之墟，这个说法出自《左传》。

接下来的“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这句就不那么靠谱了，但这话不是郦道元讲的，而是出自《帝王世纪》，是皇甫谧说的。

《帝王世纪》载：“（帝颛顼）始都穷桑，后徙商丘，命飞龙效八风之音作乐，作五音以祭上帝。纳胜坟氏女娽，娽生老童。有才子八人，号八凯。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岁。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

那么，皇甫谧的这个说法哪来的呢？其实是杂糅了《吕氏春秋》、《山海经》和《左传》，剩下的凭脑洞。

《吕氏春秋》记载的是“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而皇甫谧将“空桑”写成“穷桑”，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真正的问题出在“（帝颛顼）后徙商丘”，为什么这么写？

因为《左传》明确地记载“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那么，颛顼最后一定得落在“帝丘”处，所以皇甫谧就将颛顼从他所谓的“穷桑”再次迁到了“商丘”。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左传》载的是“帝丘”，可是到了皇甫谧这里就成了“商丘”，那么，皇甫谧的依据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是《竹书纪年》，因为《竹书纪年》载：“帝相即位，处商丘”，其实一句“帝相”就露了马脚，因为夏主并不称“帝”，也就是说，此说即便真的出自《竹书纪年》，那么只能说明《竹书纪年》自身的可靠性就是不够的。

我们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皇甫谧著《帝王世纪》的时候真的参考过《竹书纪年》吗？

汲冢之书发现于西晋咸宁五年冬十月，即公元年，也有公元年说，皆出自《晋书》，而皇甫谧去世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年，也就是说，汲冢之书被发现不到三年皇甫谧就去世了，这么短的时间内，《竹书纪年》不可能被整理出来，而且皇甫谧也没有参与竹书的整理工作，怎么可能参考《竹书纪年》去写《帝王世纪》呢？

恰恰相反，更可能是荀勖等人在校订《竹书纪年》初稿的时候参考了《帝王世纪》，从而将战国的蝌蚪文“帝”校订为“商”，别怀疑，这种事儿魏晋学者干得出来，他们玩玩玄学，搞搞行为艺术是可以的，但真要涉及到学术，确实有点麻绳穿豆腐——提不起来。

而皇甫谧的“商丘”只能是“帝丘”的笔误，同“空桑”写成“穷桑”是一个道理，因为在皇甫谧之前的所有史料和文献中，皆没有帝颛顼处商丘之说。

也就是说，《帝王世纪》出错在先，将《左传》记载的“帝丘”误作“商丘”，然后荀勖等人在整理《竹书纪年》的时候延续了《帝王世纪》的错误，而郦道元在著《水经注》的时候同样参考了《帝王世纪》，于是有“濮阳商丘说”，同时他又参考了《左传》，故有“或谓之帝丘”。

至此，濮阳就有了“帝丘”和“商丘”两个古称的说法。

但凡读过《左传》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帝丘”与“商丘”完全不同，《左传》中两次提及“帝丘”，一次提及“商丘”，提及“帝丘”都是在讲与卫国有关的事情，提及“商丘”是在讲与宋国有关的事情。

也就是说，周代的“帝丘”和“商丘”并无关系。

那么，就有人开始脑洞了，说“帝丘”原本也叫“商丘”，阏伯和相土曾经居住的就是这里，后来宋国在现在的河南商丘建国，于是“商丘”一名发生了漂移。

说得就好像上古时期的人们离开了黄河就活不了似的，濮阳咋就那么好呢？

帝颛顼、阏伯、相土、昆吾氏、夏后相，都在这里建都，问题是，你得怎么安排开他们的罔替顺序呢？

是昆吾氏灭了相土一族，还是夏后相灭了相土一族呢？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还哪有后来商汤伐夏桀这档子事！

那么，当年欺负康叔的应该就不是夏后相自己了，而是三打一或四打一。

《左传》有：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

说的是卫成公迁到帝丘后，梦见自己的祖宗康叔被夏后相欺负了，子孙给他献祭的东西被夏后相抢去了，于是卫成公打算祭祀夏后相，意思是给他一份，不要欺负自己的祖宗，但宁武子阻拦了下来，说谁的祖宗谁去管，杞国和鄫国不祭祀自己的祖先，指的是夏后相，我们有什么罪。

也就是说，在《左传》的记载中，与“帝丘”存在关联的只有帝颛顼和夏后相，与“商丘”存在关联的只有阏伯和相土，并且，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与此相悖的说法。

换一个思路，如果以“商丘”等同于“帝丘”为依据，我甚至能据此考证出商祖相土就是夏后相，传说相土是契的孙子，夏后相是禹的重孙子，二者所在时代相差不多，又在同一个地方建都，名字又相近，那么有没有可能“相”和“相土”就是同一个人的分化呢？

有没有被带入的感觉？

如此考证，我能把商族考证没了，甚至整个上古都能被考证没，疑古派就是这么来的，一句话评价：勇于怀疑却又不学无术。

很多专家学者的长篇大论的考证为什么越考证越离谱？

因为他们所引用的传统考据本身就站不住，还能指望考证出什么靠谱的结果吗？错误叠错误，可能负负得正吗？

不搞清楚自己所引用的依据的来龙去脉而胡乱去标新立异，不是扯淡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