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蝌蚪 >> 蝌蚪的繁衍 >> 华夏女娲是一只雌性青蛙史前彩陶纹饰里的蛙
女娲为华夏人文始祖，而不论是古籍亦或文物中，其所展示的均为人首蛇身的形象。为何女娲就一定是与蛇相关？著名学者易中天另辟蹊径，提出女娲的原型很有可能是青蛙，“女娲”实则是“蛙女神”。
女娲造人“也许，这就是女娲的生命之谜——女娲就是女娃，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娃娃落地，呱呱耳鸣，于是荷塘之中月色之下，便是一片生命的交响。”
这样的解释并非只是基于文字语音以及民俗学的证据，易中天教授还援引了来自远古的石器时代上彩陶的蛙纹，那么，从这些考古材料中真的能够将“女娲与雌蛙”联系起来吗？
实际上彩陶中的蛙纹的形象变化的确有迹可循，从仰韶文化半坡期到庙底沟期再到马家窑文化，“蛙纹”的整体风格是由写实走向抽象、最后走向几何与符号化，甚至于和当时的人形花纹混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或许正是“人”与“蛙”联系最为紧密的一次。
蛙纹演变序列第一件是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掘一件彩陶盆，两鱼纹与两蛙纹分别对称于盆的内壁。仔细看装饰的蛙纹，头部接近半圆，腹部圆鼓鼓的，黑色圆点遍布体内，而四肢则弯曲做爬行状；第二件是河南陕县庙底沟彩陶上的蛙纹，与姜寨遗址的几乎类似，只是将其头部变小，腹部的黑色圆点开始增大。
第三件庙底沟的与前两者均不同，采用了罕见的戳印纹来表现蛙纹。但总体来说三者都采用了极为写实的表现手法，也就是说基本是照着大自然中真实的青蛙为摹本刻画的。
另外，这一时期仰韶文化中蛙纹，不仅在陶器上是偶尔出现，还未具备模式化的造型传统，而且相较于仰韶文化中最流行的鱼纹，蛙纹在这里显然只是辅助型装饰。
那么，真正的蛙纹应该像何处找寻？将目光转向西北之处，会发现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数千年前，果真可以“听取蛙声一片”！
甘肃大地上的马家窑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即为马家窑类型，其中的蛙纹仍然延续来自庙底沟文化中写实的风格，甚至还将其发展地更加具象：从蝌蚪初生的小点、到脱尾生脚的幼虫、再到完整的青蛙形态，其逐渐成熟的整个生命序列都细致地变现了出来。
马家窑文化完整蛙纹演变除此之外尤其是其浑圆的眼睛与臌胀的腹部，是其刻意描绘的部位。这意味着此时的蛙纹不再只是彩陶上的装饰图案，而开始成为生殖与繁育的象征物，人们所崇拜的正是蛙所具备的这种未知旺盛生命力！
马家窑期蛙纹而到了马家窑文化中后期（半山类型、马厂类型），这种极度写实的风格又为之一变，反而向着高度变形的方向发展，将其四肢重点突出拉长，图案极其类似人形，形成“半人半蛙”的造型模式，可以暂时将其称为“人形蛙纹”。
马厂期蛙纹而这种“人形蛙纹”或许才是解锁“女娲与雌蛙”是否真正有联系的关键所在！因为这种人纹与蛙纹的混同或合流，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遗传信息，可能便蕴含着原始人民最初宗教观念的流露。
比如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一件彩陶壶就有着重要启示，整体为小口鼓腹造型，在其壶身彩绘之间捏塑出一个裸体人像，很多学者研究认为这表现了罕见的是“男女双性人”，其实仔细发现之后，其表现的恰恰仅是对于女性生育部位的强烈聚焦表现！
从其双臂下弯做出环抱自己下腹部的姿态，正是为了将人们的注意力聚焦在两手之间的画面焦点部位——性器之上，而这种通过刻画性器来直接表达生殖崇拜的例子不再少数。除此之外，另外一种常见于史前艺术中“上口与下阴相对应”的模式也被表达出来：正面上部的人面像和下方以双乳为目、肚脐为鼻，女阴为口的人面两相对应！这种艺术表达模式，根源于神话信念中“生殖器”与“口”功能性的类比认同！
良渚玉琮神徽这种表达在良渚玉器著名的“神徽”上就存在：上方是神人大口，下方是獠牙女阴，比较神话学上称之为“牙齿阴户”，神话观念词汇中的“吐生”正是表达如此含义。
举例而易中天教授显然也认识到了这点，他举出的例子中：“马家窑类型蛙纹，特意画出产道口，而且产道口在中医学上就叫‘蛤蟆口’”，马家窑蛙纹是否是画出的产道口并不肯定，但是后者在民俗方言中的确有将女阴称为“蛙口”的说法。
正面是这样的神秘女像，而其背面却是典型蛙纹，也许这件陶壶整体现的才是易中天教授所说“蛙女神”的形象！而古人以此来表达其对于原始生育神的象征与崇拜。但是很尴尬的一点，虽然这件陶壶所表达的极有可能就是“蛙女神”，但是怎么能与飘渺神话中的“女娲”联系起来？
女娲汉画像石不用刻意联系，有可能存在的事实是“女娲的图腾崇拜”与“蛙的生殖崇拜”两者本身就不可分割，由蛙的肚腹联想到孕妇的子宫、由蛙的繁殖力联想到人类的繁衍，也就是说基于种族生存延续目的的图腾崇拜，是将“蛙”与“人”紧密联系的关键所在。
“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其实也意在说明人类初生繁育之不易，对于女娲的崇拜在于，其存在之时所代表的是图腾的生育信仰，其陨落之后则代表的图腾的化身信仰。而古人在生死之间，苦苦追寻的是生命的转化与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