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瑞辉是一个有点怪异的人，他长得很瘦，嘴很大，鼻子扁扁的，头发枯干稀少，黑黑的皮肤上泛着油，身上永远都飘着一股发馊的汗臭味。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每次想起他我都庆幸班主任没有安排我跟他坐同一张课桌，也没有安排我和他住同一间寝室。

偶尔潘瑞辉也会洗澡，但是他很穷，买不起香皂，每次都是用洗衣服的肥皂洗澡，这种味道一闻就闻出来了。

潘瑞辉是我们班里面——不，应该说是整个学校里最刻苦的学生，每天他都是起得最早，四点钟就起床去教室看书，又睡得最晚，不到十二点绝对不会睡，寝室熄灯了就借着走廊灯看书，他睡在上铺，走廊灯的光能够透过窗户照在他的铺位上，不过也只是勉强够看得清书上的字而已。

但是潘瑞辉却是我们班里面成绩最差的，或许也是我们年级成绩最差的，我不敢确定他是不是我们学校里面成绩最差的，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实在太烂，很难说没有比潘瑞辉成绩更差的人。

幸好他考试还不至于考到个位数，不过也大都是在二、三十分上徘徊，能上四十分就是奇迹，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考上高中的，据他自己说，他是他们村里面读书最厉害的，以前他们村里都没有一个人考上高中的，能够高小毕业就是顶聪明的人了。

好吧，我想，原来你在你村里面还是个天才。

他是壮族人，说话带有明显的壮族口音，又有一点结巴，或许也是因为性格的缘故，总之他在班里面是一个极安静的人，甚至上课的时候老师都懒得提问他，因为等着他回答问题真会让人疯掉。

现在回想起来他身上的味道虽然难闻，但其中也搀杂着某种植物的气息，是我们这些表面正常的学生所没有的。

我们的学校是建在小镇的边上，校园里有一个大池塘，池塘的一边是我们的宿舍楼，另一边是教学区，过了教学区才是校门，每次我们去上课，或者有事要到镇里去，都要慢慢地绕过这个大池塘。

池塘包给外面的人养了鱼，经常可以看到十几斤重的草鱼在水里悠闲自在地游，它们的背是暗绿的。

池塘边有许多种了几十年的台湾相思树，这种树树冠非常大，撕开树皮里面是很新鲜的粉红色，到了秋天，树下会落满豆荚，豆荚里面有红红的相思豆。

一入夏池塘里就爬满了青蛙，我们晚自习的时候它们叫得特别的响亮，一直到我们熄灯睡下了，它们仍然在叫。

有一天晚上，是夏天，天很热我们都睡不着，不知道谁鼓动说去买西瓜回来，校门外有卖西瓜的，现在肯定还在卖着，大家都同意，就凑份子出钱，因为潘瑞辉最穷，大家都有意地没有叫他出钱，潘瑞辉自己也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吃，我没有钱。」

不知道谁说，你没钱就由你去买西瓜好了，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这样潘瑞辉就去买西瓜了，就在大家还在争着谁钱出多了谁钱出少了的时候，潘瑞辉已经抱着两个西瓜回来了，我们很奇怪，他回来得太快了。

「喂！」有人问他，「你不是到后面的瓜地里去偷的吧？」

学校后面就有瓜地，不过有人守着，轻易偷不到。

潘瑞辉憨憨地笑着摇头，别人也不相信他这样一个老实又胆小的人能去偷西瓜。

又有人问：「那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潘瑞辉很认真地说：「我跳过池塘去的。」

大家都笑起来，那池塘有一百多米宽，怎么可能跳过去？有人说：「你脱了衣服游过去的吧？」

潘瑞辉还是憨憨地笑着，说：「不是，我是从青蛙的叫声上跳过去的。」

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情形有点诡异，蛙鸣格外的响亮起来。

不知道是谁转换了话题，大家立刻把注意力转到了西瓜上了，就把潘瑞辉奇怪的言行给扔一边了。

高考之后，他自然没有考上大学，而我也考得一般般，只读了一个师范，毕业后我到一个乡镇小学去教书，很巧的是，潘瑞辉竟然就是那个乡镇的，他现在在村里种菜，每个墟都会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镇里来卖菜，有时太晚了，就在我宿舍里打地铺。

我任教的那所小学旁边也有一个池塘，到了夏天，池塘里也是蛙声不断。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我们读高中时的事，就问他：「那时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们都不知道青蛙的秘密，」他很认真地说，「青蛙的叫声是有形状的。」

为了他这句话，我每天傍晚都到池塘边去，听青蛙「呱呱」的鸣唱，但我无论如何也听不出这些声音的形状。

于是在一个清凉的夜晚，潘瑞辉证明给我看，他侧耳听了一阵之后，就在池塘上跳跃起来，说他是在池塘上跳跃，但看起来他更像是在空气里跳跃，仿佛有高高低低看不见的石头从池塘的水面凸起，但这也不够准确，因为那些石头应该是有弹性的，他就在这此起彼伏的蛙鸣声中跃到了池塘的对岸，那些蛙鸣仿佛真的是有形的，它们像一个个弹簧从水面弹起又落下。

于是我也像潘瑞辉那样向水面跃去，但是我的脚下除了水什么也没有，我掉进池塘里，这真是让人沮丧。

傍晚天还没有黑的时候，池塘绿得仿佛固体，水面平静，只有池塘的中心有一些细小的波纹。

黾蝽在水面上划水而行，红的和黄的蜻蜓在水上飞过，如同违反了物理基本定律一般地变幻着它们飞行的方向。

有一天我看到许多小人儿在玉米地里穿梭奔跑，穿着草叶做成的衣服，它们的肤色或者是白或者是黑，它们的身高最多只到我的脚背，它们在畦垄间奔跑就如同受到惊吓的耗子。

就是在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或者不如说听到了蛙鸣的形状，它们真的是有形的，那第一声蛙鸣其实很平淡，后来我听到了无数次与那一声蛙鸣同样形状的蛙鸣，就像它们用鼓膜在那固体的、光滑的池塘上迅疾地刮过一样，短促，清亮，是一块马鞍形的、表面光洁的玉石。

渐渐地我也学会了在蛙鸣声里跳跃而行。

最开始我只是在池塘边小心翼翼地练习，在两只青蛙之间，我从这只青蛙的鸣唱上跃到另一只青蛙的鸣唱上，仿佛我在与它们合作表演一种简单的舞蹈，我是舞者，而它们提供音乐与舞台。

它们素朴、沉静的歌声能让人忘记身外的一切，我无法从舞台上下来，更无法停止我笨拙的舞蹈，那如黄金、如青铜、如玉石、如钢铁一般的歌声啊！

到五月的中旬，我就可以沿着池塘的岸跳跃了，我对近岸的蛙鸣都已熟悉，它们何时开始鸣唱，何时沉入水中休息，我都已清楚。

不时会有空出的舞台，我知道那是它们找到了它们那惟一的、永久的倾听者，它们已沉入水中，它们的歌唱将只送给那惟一的倾听者，旁的人、旁的青蛙再也不会听到，但总会有新的、孤独的青蛙出现在那空出的舞台上，它们的歌声还有些生涩，当我跃上去的时候，能感觉到那歌声略嫌粗糙的表面。

而池塘的中心对我而言仍是无法到达之处，那里的青蛙太少，那里的舞台与舞台之间的空疏太大。

但我却梦想着到那里去，每当黎明，当几乎所有的青蛙都沉寂下去、沉寂下去……夜空下只余蟋蟀的清唱的时候，会有异常洪亮的蛙鸣从池塘的中心隆起，简直如同来自地狱的钟声。

但我一直不敢过去，就算我知道我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跃到那声音上，我仍是不敢过去，那洪亮的蛙鸣慢慢地隆起、扩张，直到整个的池塘都被它吞没，然后倏乎而逝，而另一声洪亮的蛙鸣又已从池塘的中心升起。

我从不对人说这件事，夜深人静时，我独自在池塘上跳跃，在蛙鸣最繁密时候，我甚至可以在池塘上平躺着不动，任由它们的歌声把我托起。

五月的下旬，可以在浅水里看到黑色的蝌蚪，你分不清它们到底是青蛙还是癞蛤蟆。

夏天终于过去，青蛙们都安静了。冬天的时候池塘照例是干涸的，露出龟裂的塘泥，我有时会在草地里挖出冬眠的青蛙，它们跳不起来了。

学校里的事情也越来越忙碌，我当了班主任，又教了毕业班，再也没有心情和时间晚上到池塘边去了。

而潘瑞辉也久久不来，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一个与他同村的人，那人说潘瑞辉娶了个哑巴女人做老婆，不种菜了，而是到小煤窑里去挖煤，说挖煤挣的钱多，我也就渐渐地把潘瑞辉淡忘了。

又是好几年过去，我做了教研室主任，职称也升了一级，一切都还算满意，就是学校里的一些事情很让我憋气，比如对学生的半军事化管理，比如繁重的课业，比如教师之间为了一些蝇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甚至还有学校里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图书馆这样的事情，都让我无可奈何，但这些都不说了，最头疼的是几乎每年都有一次的校服费的收取，这项任务是由每班的班主任完成的，校服是县教育局找服装厂统一制作的，每件收学生三十三元，教育局返还学校每件四元，学校又返还给负责收取校服费的班主任每件三元，学校自己截留一元。

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是教育局拿了大头，但这是上头的事，我们也管不到，最重要的是班主任，要知道当时教师工资一个月才三、四百元，多的也就五、六百元，一个班往少里算，也有五十人，一个人三元，就是一百五十元，差不多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了，所以对很多老师来说这是一件美差，争都争不来的，至于校服用料和作工都很差，往往穿上不到半年就脱线开裂这些事情，倒没有人在乎了。

就是这样的事情让我这个做班主任的每年都要头疼一次，我是单身汉，不想多收学生那三元，但学校里许多老师还指着这每年一次的一、两百元给家里添些荤菜，我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捅出来，还有，班里有些学生委实是穷到连这每年的三十几元都拿不出来，我已经为几个学生垫了两、三年了，也不想问他们要这钱，就算是把我多收的那几百元钱再返还给学生罢了，但即便如此，每次收这些钱的时候，都仍然很让我为难。

但终究也一年年过来了，大概是跟潘瑞辉不再有联系有七、八年的样子了，那年我带的是一个二年级班，班里有一个叫潘明的学生，个子特别小，头发枯黄，身材干瘦，明显是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在班里别说男同学，就是女同学都欺负他，从一年级开始他就交不上校服费，我一直帮他垫着，二年级读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不来了，我问他邻村的人，说是他家里没钱了，不让他再读了，我就计划着找个星期天去他家里看看。

山路非常的难走，我骑自行车骑了十多公里，又推着走了几公里，才到他们村里，就是山沟沟里零散的几亩地，十几家人种着。

村里听说我是老师，是来找潘明的，就有一个老农先带我到他家里去，又有另一个人到田里去叫潘明的母亲。

潘明的父亲是早就去世了，这个我知道，带潘明来学校报名读书的是他的母亲，似乎是叫潘什么葵，不过我现在对她也没什么印象了。

潘明的家是一栋土房子，里面没有隔开，床、小板凳、小饭桌、随便用石头堆起的炉灶，墙壁被柴火熏得黑黑的，农具乱七八糟地堆在角落里，因为屋里很暗，我自己拎个一张小板凳出去坐在门边上，那个老农恭恭敬敬地，又递烟又鞠躬，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年纪可比我大多了，像我这样一个小学教师，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等了一会儿，一个女人，卷着裤脚，满腿泥，急匆匆地跑过来了，后面畏畏缩缩跟着一个黑黑的孩子，正是潘明，大约他觉得竟然把老师搞到家里来了，肯定是自己犯了极大的错，怕得不得了。

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潘明的母亲其实是一个哑巴，我那时还并没有在意，只是跟她说可以先让潘明去读书，费用我会想办法让学校减免一些。

她「啊啊」地道着谢，又「啪啪」地打孩子，似乎读不起书完全就是孩子的错一般。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再三叮嘱着一定要让潘明回到学校去，如果不见到他，我下个星期还会来。

女人手忙脚乱地要把我让进屋里，但屋里连口喝的水都没有，我也不愿麻烦她，就拍拍潘明的头，随着那个给我带路的老农一起向村口走去。

老农还是哈着腰，抽着自己卷的土烟（他不舍得抽他递给我的卷烟，虽然只是我们那里最便宜的「青竹」烟）在前面引路，我看一路闷着也不好，就开口问他：「潘明的父亲，去世多久了？」

老农想了想，说：「七、八年了，小煤窑里压死的，身子只剩一块皮，村里没有人提这个事。」

我脑里「嗡」了一下，问：「他是不是叫潘瑞辉？」

老农停了停，点点头，说：「老师认识他啊！他读到高中，很聪明的一个人，死了可惜。」

我没有再出声。

星期二的时候潘明来了，驮着一个小布袋，里面几斤碎米。

下午下了课之后我让他到我宿舍来，说要请他吃饭，让他等着，他局促不安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也不管他，米下了锅,就自己骑上自行车到街上买了肉菜，回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卖部门口摆了许多花花绿绿的风车，就买了一个,虽然觉得潘明不见得喜欢,但也不知道该送他什么好。

两个人闷着头吃饭,他吃得特别多，我也不管他，能吃得多就好，吃完了他自己收拾了碗筷到水龙头那边去刷碗，我改作业,他刷完了碗，说要走，我说别走了，在我这里看会儿电视吧,就「啪」地把电视拧开,虽然只是一台十二寸的小黑白，但他看得津津有味。

一直看到十点多,学生宿舍早熄灯了,我才想起他现在回不去了，索性让他洗了澡,睡我床上好了,我自己打地铺睡，反正是夏天，也无所谓。

不知怎么回事醒得很早,天还没有亮，窗外传来疏疏落落的蛙鸣。

床上的潘明竟然也醒了，正拿着风车,对着窗户，让它转着。

我说：「你怎么不睡？」

他没吭声。

我又说：「跟我到池塘边走走吧。」

他就乖乖地下来，穿上衣服鞋子,风车还是紧紧地抓在手里。我也穿上衣服鞋子，打开门,自己先走出去。

没有雾,走到池塘边时,露水已经把裤脚打湿了。

池塘暗沉沉的。我跟潘明说：「你爸爸以前会在青蛙的叫声上跳来跳去的,你会吗？」

潘明抬头看我,脸上又惊又喜：「你认识我爸呀！他长得什么样？」

我笑笑：「跟你很像。」

他撇了撇嘴：「我太丑了！」

我拍了一下他的头。

他说：「我也会在青蛙的叫声上跳，我跳给老师看！」

说完他也不等我答应,就向池塘里跃去。

天已微亮，蛙鸣很稀疏了,他跳得曲曲折折。

手里还抓着风车，一边跳一边「咯咯」地笑着，渐渐地向对岸去了。

我从池塘边绕过去,孩子已经坐在池塘边一块石头上，裤子是湿的，看到我就「嘿嘿」地笑。

我和他一起坐在石头上，风车呼呼地转着,太阳已经升起，红红的阳光鱼群一样地游过来，暖暖地扑在孩子那黝黑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