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蟾蜍是一种神奇的存在。自古以来，外表看似丑陋的它却承载了古人天马行空的绚丽想象：从原始的生殖崇拜到永生信仰，再到与神话结合成为月亮的象征，随后又加入了道教的神仙体系，融入了五行和阴阳观念……正因如此，蟾蜍身上汇集了生殖、长生、受水、辟兵、吐金等多项奇幻技能。时至今日，许多有关蟾蜍的典故和风俗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早在新石器时期，蟾蜍就已进入了我们祖先的视野中，成为最早的图腾崇拜之一。那时的氏族社会正处于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发展的阶段，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分有限，自然灾害、部落冲突对整个族群的繁衍带来了严重威胁，于是原始部族不得不通过高生育来保证族群的延续。在先民们的眼中，生育是一种上天赋予的神圣力量，于是能够产下大量卵的蟾蜍成为了生殖崇拜的图腾。图1：查海文化蛇衔蟾蜍陶罐及细部，辽宁省博物馆藏大约在公元前年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迄今为止最早的蟾蜍浮雕筒形陶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筒形陶罐上，还有一只蛇吞蟾蜍的浮雕（图1-右），这或许是后来女娲造型的雏形。后来，中原一带进入到仰韶文化时期，在前-前年的半坡聚落遗址，出土了蟾蜍的陶塑（图2-左上）；在前-前年的姜寨遗址，出土了绘有鱼和蟾蜍纹饰的陶盆（图2-右上）。再后来，随着仰韶文化向西传播发展，在前-前年的甘肃、青海马家窑聚落遗址的陶器中，也出现了大量蟾蜍和蝌蚪的纹饰（图2-下）。图2：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蛙和蝌蚪纹饰及陶塑蛙后来，中原地区进入到铜石并用的龙山文化时期，在前-前年的陶寺遗址中，首次出现了铜质蟾蜍（图3-左上）；与此同时，龙山文化中的煤山类型向南发展，与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相结合，在前-前年的肖家屋脊文化孙家岗遗址瓮棺墓中，出土了疑似来自于石家河文化的玉蟾蜍佩饰（图3-右上）。然而，蟾蜍陶塑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前-前年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宫殿遗址中，仍然出土了灰陶蟾蜍（图3-左下）。除此之外，历经一千多年后，曾经的马家窑文化的后代已被中原地区的人视为“西戎”，其中的一支在商周之际朝东北方向长途迁徙，最终来到了燕山脚下，形成了山戎部落。在春秋时期的山戎遗迹中，发现了蛙面蹲坐石人（图3-右下）。如果考虑到游牧民族在生产力上的落后，大自然对于部族繁衍仍然构成了挑战，那么蛙面石人就可以被视为上古时代蛙生殖崇拜的延续。图3：铜石并用时期的蟾蜍形象与游牧文化的蛙面石人女娲是中国上古神话里的创世女神，不论是从名称上，还是造型上，女娲都与蛙有密切的联系。从名称上而言，当代学者易中天在《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一书中提出，“女娲就是女蛙，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也是率领我们迎战死亡的胜利女神。她老人家是蛙，我们的孩子才是娃”。在造型上，从一开始女娲便与另一位创世神伏羲以交尾的姿态共同出现，正如上文中所言，其原型或许源于自然界中蛇吞蛙的意象：一方面，蛇与蛙一样，同样有冬眠的习性，在古人看来也拥有永生的力量；另一方面，蛇的繁殖力也十分强悍，于是人们基于蛇吞蛙的场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辽宁凌源三官甸子青铜短剑墓中蛇衔蛙造型的铜饰（图4-左）。到了汉代，按照《帝王世纪》中“疱牺氏（后世音谬为伏牺）……蛇身人首……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女娲氏……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的记载，人们根据这两位创世神在生育、信仰等族群繁衍方面的贡献，在蛇衔蛙造型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的伏羲女娲图（图4-中、右）。图4：蛇衔蛙和伏羲女娲交尾造型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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